该书由“古德哈特定律”的提出者『查尔斯·古德哈特』和原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马诺杰·普拉丹』所著，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外汇业务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缪延亮』所译，其中包含许多耳目一新的思考，颇具启发性。
我摘出书中与养老相关话题，稍作延展，整理如下，分享给你。
抚养比增速将上升
《人口大逆转》认为，全球抚养比正处于拐点，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及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抚养比增速都会上升。
抚养比，即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也就代表着，一个打工人需要供养多少不工作的老小。
再换句话说就是，太多的嘴在争夺太少的食物。
人社部预测，中国的劳动力可能在未来5年内减少3500万人。
提高生育率并不容易，相反，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照护需求将带来巨大的人力缺口。
今年5月11日发布的七普数据显示：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亿人，占比19%。
从增长率来看，与2010年相比，
15-59岁的人口比重下降7%;
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上升5%。
抚养比将持续上升，直至到达人口『老龄化高峰』之后，进而步入『老龄化高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高位。
以更少的劳动力，供养更多的老年人，将是未来时代的长期命题。
老龄化具有通胀效应
书中认为，老龄化具有通胀效应，“各国政府将不得不面对供给减少和需求增加的共同冲击”。
按尤塞柳斯和陶卡奇(Juselius and Takats，2016)从1955年到2014年对于22个国家的数据观察来看：被抚养的儿童和老年人具有通胀效应，而劳动年龄人口具有通缩效应，劳动力和被抚养者之间的平衡对于通胀影响很大。
该理论的依据是：被抚养者是纯粹的消费者，因此会产生通胀效应，而劳动力可以通过生产来抵消这种效应。如果劳动力的增长超过了被抚养者的增长(亦即人口“甜头”)，全球将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处于低通胀期，但在未来，被抚养者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由此带来全球大通胀。
该理论对于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思路，却似乎无法解释日本的情况。
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日本的经济不仅没有通胀，反而自1990年代起一直饱受通缩困扰。日本案例的独特性可能在于，来自整个消费端主动追求低欲望的“苦行僧”式生活选择，以至于日本央行近20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也无法刺激经济。
但无论如何，人口结构作为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应该被严谨地审视和预警，就像本书的译者之一廖岷所说：“人们对此还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细致的思考。”
阿尔茨海默症与医疗投入
老龄化还会带来医疗和服务投入的大幅上升。
书中特别强调，由于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人比例不断升高，相应的医疗和服务投入会越来越大，相关照护将消耗大量资源，这无疑会使本就沉重的养老负担雪上加霜。
古德哈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最自豪的是第4章，这一章我们提到了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影响，以及这将如何使老龄化社会对政府来说更加昂贵且更加难以应对，甚至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更加棘手。以上部分是因为我们的个人经历，马诺吉和我都因为家庭原因对痴呆的问题有更多了解。”
他还说：“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如此，即如何让患病的老年人在最后的几十年中能够以有尊严的、体面的方式被对待。”
高生育年龄降低储蓄能力
书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观点：由于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都在持续攀高，将导致孩子离开父母的时间延后，进而导致老年人进行储蓄的时间缩短，降低老年人的储蓄能力。
例如，以前人们 25 岁结婚生子，45岁时孩子会长大离家，那么人们可以在收入最高的 45 岁开始没有负担地储蓄，以更好地应对晚年生活——由于人均预期寿命提高而不断拉长的晚年生活。
钱从哪来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科技水平的发展，人类的预期寿命在不断提高。
建国之初，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仅为 35 岁，这一数字在2019年已达到 77.3 岁。
再看看老龄化先锋日本，其百岁老人连续 50 年不断增加，截至2020年已超 8 万人，同比增长 9176 人。
那么，新问题就是，即使不考虑额外的医疗负担，当越来越多的人活得更久，维持老年人消费的钱从哪里来?
《人口大逆转》提供了三个建议：
1. 大幅提高退休年龄，例如一直工作到70多岁;
2. 通过增加储蓄，个人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准备资金。其中，预期的国家养老金慷慨程度越低、退休后活的时间越长，个人储蓄率往往会越高;
3. 通过国家征税，用于支付老年人的医疗和养老费用。
如何延迟退休
廖岷对于著者提出的延迟退休建议稍作延伸，他认为：“我们既需要出台激励措施，同时也需要循序渐进。”
例如，让人们在获得退休待遇的同时，继续坚持工作以挣得更多收入;
再如，为退休后选择继续工作的老人减免一部分个人所得税，让人们愿意为社会工作更长时间。
